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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 :沉沦的圣殿-地下诗歌(一)(转载)
海黛
级别: 高手

楼主  海黛 发表于: 2018-10-11 10: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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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沦的圣殿-地下诗歌(一)(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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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不知为什么,对越回避的东西,越有兴趣。比如文革,比如89学潮。只是真正客观正面的来源很少,往往是一些人的回忆中的一些只言片语,不免管中窥豹,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。
  
  
  
  沉沦的圣殿
   《今天》与我
  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徐晓
   【扫描者按】徐晓的《与我》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1999年的春季号《今天》,后为《华夏文摘》转载部分章节(第一至四节,以及第十、十一节)。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、廖亦武主编的《沉沦的圣殿——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》收入了此文,但在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。现根据《沉沦的圣殿》一书将原《华夏文摘》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。
  
   一
   《今天》创刊至今已经快20年了,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。但是对于我来说,这个《今天》已经不再是那个《今天》了。这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,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,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。
   事实上,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,对于个人来说,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,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。
   我清楚地记得,1985年冬天,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,北岛、芒克、多多、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,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、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,北岛开始回忆《今天》。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《今天》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,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,我觉得受了伤害,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,我甚至想走上讲台,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,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……那时离《今天》停刊只有四年,毫无疑问,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,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。不是因为我不再年
  轻,被岁月磨钝了感觉,时间筛选了记忆,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,你已经懂得,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,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。
  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、思想、文化史来说,《今天》的出现、停刊以至流亡,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;但是,《今天》之于我,不是一段文学经历(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),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,而是生活本身。所以,我记忆和记录的,不是历史意义上的《今天》,而是我的《今天》,我命运中的《今天》。
  
   二
   1973年,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,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,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,作家、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,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。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,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,字迹清秀,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。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,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。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《金色的小号》,另一首六行诗《微笑·雪花·星星》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。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,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,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《雷锋
  之歌》、《三门峡——梳妆台》的水平上,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18岁女孩儿。
   因为这本诗集,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。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,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,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。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,我看的《带星星的火车票》、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新阶级》等书都来自一凡。
  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,像徐浩渊、王好立、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。我在一篇题为《无题往事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: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,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,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,事实是,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。”
   1975年,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,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消沉,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,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。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,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,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
  人。直到那时,我才知道,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。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,写完了拿给振开看,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。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。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,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
  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,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,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。有许多次,夏日的雨后,秋日的黄昏,冬日的夜晚,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,一次
  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。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,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。在同一篇散文中,我写道:“我愿意他活着。为我而活着,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、呵护我、容忍我的人而活着,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。”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,我有爱人,知己,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,即使他活着,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。但是,一凡是无法取代的——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。一凡的死,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,使我体悟到,人与人,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,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、精神的或者事业的,它更像是一个场,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。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,还不能忽略的是,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、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。是的,它仅仅是一种象征。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,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,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,如同我不知道,
  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。
  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,《今天》有了一凡,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都没有保存的旧作,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。很难说清,是《今天》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,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《今天》。
  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。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,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,几乎从没落过。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,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,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
  它垄断。似乎是一种机缘,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,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,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,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。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,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。天已大黑,看不清
  刊物的内容,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。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,其中有芒克、黄锐和陆焕星。他们《今天》的创始人,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。
  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,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《班主任》发表,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,一年之后,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引起轰动,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、小说《神圣的使命》,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
  的发端。然而,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。与此同时,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“两个凡是”的讨论,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,《北京之春》、《探索》、《四五论坛》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。
   《今天》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。在创刊号的“致读者”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:“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,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。但是,精神的太阳,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,却只能产生一种
  色彩,就是官方的色彩。”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:“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,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,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,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。”显然,《今天》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,但由于中国独
  特的政治背景,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、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,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。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,但这种所谓“纯文学”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。虽然《今天》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
  学立场的共识,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,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“11·25”讨论会,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,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,仅留下了他们俩人。我相信,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,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
  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,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,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,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。
  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,并在其后成为“星星美展”的主要发起人。
  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,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,他们都是《今天》
  的志愿者,其中有周郿英、王捷和李南、程玉、陈彬彬三位女性。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
  论性民刊《北京之春》的成员,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,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
  世家。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,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
  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。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,讲述了自己的故事:她的父亲曾
  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,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,二十多年来,
  歧视的目光、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。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,与
  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,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,而父女间的陌生却
  是永远的。李南没有想到,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,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,
  小说《归来的陌生人》发表在《今天》第二期,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
  淌。
  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,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。
  我坐牢时不到20岁,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,而小玉那时才只有17岁,除了同病相
  怜以外,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,虽然不是同案,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
  座牢房里。1980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,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,六·四时她
  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,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,她走在打着“海
  外学子”横幅的游行队伍里,我们互相拥抱,我激动得流了眼泪。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
  的晨光街,6月5日清晨,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,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,我们都没想到,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,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。
  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,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《破产法》,被人称为“曹破产”,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,六·四时曾被捕入狱。
   我认为,例举这些人的背景,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、研究《今天》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。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,但都不搞创作,他们聚集到《今天》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。这至少说明,在中国,也许不仅仅在中国,纯粹的文学、学术是不存在的。不管《今天》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,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,而一但介入其中,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,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  直至今日,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,仍然被政府、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。对此我从不辩解,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,要么你放弃自己的
  权力,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,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,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。
   5年以后的12月23曰,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,纪念《今天》创刊五周年,事后
  得知,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,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
  压力。10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,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,参加者近百人,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“《今天》大事记”,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,并将首次“今天文学奖”颁给了诗人多多。老鄂笑咪咪地说:“如果给《今天》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,那只该是两支,而不该是十支,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。”但是,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,事实上,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。15年以后的同一天,在京的芒克、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、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《今天》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。明年将是《今天》创刊二十周年,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,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,因为归根结底,《今天》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,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,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。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,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,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。对于历史来说,民主墙、民刊是一个事件,一
  种现象,一场运动,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,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;但对于个人来说,这就是命运。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,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,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,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,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 与离散。
  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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